散文集不是收容站

近日读从旧书店买来的《杨沫散文选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），却发现自己不是在读散文，而是在接触这位著名作家的有关创作资料。《杨沫散文选》折射出一个让人忧虑的出版现象：搭车出版。

我所说的“搭车出版”是指一种论人不论文的出版现象：由于作者在某一领域成就卓越，而又出版其在其他领域内水准平平的文字。《杨沫散文选》的出版难脱嫌疑。这本散文选共分四个部分：一是作家的生平追述，二是对周恩来、茅盾等伟人、大家的追忆，三是着重于友情的怀念，四是作家早期作品重拾的收录与创作谈。然而，这些文章多数不宜归入文学范畴的散文之列。作为一种艺术文体，散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。狭义的散文单指艺术散文，是以抒情与叙事为主体而又略带议论的短篇散体文章，分叙事散文与抒情散文两类，如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、杨朔的《雪浪花》、张立勤的《痛苦的飘落》、彭学明的《踏花花》等，浓彩重墨，充满诗情画意，集中地体现了文学的审美志向。广义的散文则篇幅短小，题材广泛，写法自由，文情并茂，是与诗歌、小说、影视文学并称的一种文学样式。但是，无论狭义还是广义，散文都要有文学属性。以此衡之，《杨沫散文选》则有两点难免要自外于散文：第一，创作谈不宜归入散文。创作谈是作家对个人创作经验与甘苦的介绍，行文多难见作家代表作的那种高迈境界。将这类文章划入散文，实际上是对现代“散文”的背叛与对古代“散文”的承继。我国古代散文与韵文相对，其标准不在作品的艺术性之有无，而在文章是否合辙押韵。因此，一切非韵文的文章，在我国古人那里都被视为散文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篇云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。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这里的“笔”指的就是散文，即一切非韵文化的散体文章。古人有这样的看法不难理解，但是，今人倘在“散文”观上一味复古则必然无以应对翻天覆地的新时代，比如，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不合辙押韵，如果因此而名之为“散文”则显然不伦不类。文学性应是“散文”在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水岭。第二，创作谈之外的其它文章选文多数不精，文采平平。首先，相形于杨沫的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除了《白与黑》、《难忘的悠悠岁月》等个别篇章之外，《杨沫散文选》中的其它基本上是作家生平与感受的直录，见不出精深的艺术匠心，反更近于个人史的记载。其次，《杨沫散文选》的部分篇章同义反复，难见新意。《我的生平》与《青春是美好的》都是追忆作家一生中的那几次重要阅历，《乡思的朝与暮》与《乡情》表达的也全是作家与湖南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，在表达形式上也见不出根本的变化，因此这些文章倒是用来了解作家生平与解索《青春之歌》的上好材料。可见，《杨沫散文选》具有的是突出的研究与史料价值，鲜明的文学意义反倒难说。

类似《杨沫散文选》的这种搭车出版现象不是孤立的，过去有，现在也存在。几年来，我们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，抛出了一本本非文学价值或文学价值不强的所谓个人散文选集。其实，散文选本承担的任务主要有两个：一是文化承传，进行散文创作实绩的检阅与沉淀，留下时代与后人都不宜遗忘的散文脚印；二是向广大读者提供用来鉴赏、研究与创作的散文范本。因此，滥出散文选本既造成了浪费，也是对散文的轻薄与伤害。